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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0月16日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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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:蹄声渐远,茶香犹浓
和丽琨
 
唐继尧关于普洱道尹徐为光兼任思茅关监督的训令

地处滇西南的思茅县(今普洱市),与越南、老挝、缅甸三国接壤,既是云南的极边重镇,也是商品集散转运中枢。1895年6月,清政府与法国签订《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》,确定思茅开埠通商,使其成为我国最早对外贸易和设立海关的地区之一。

连接东南亚的古老商道

云南对外贸易源远流长,由思茅地区到老挝、泰国、缅甸东南部的商道,在唐、宋时期已初见雏形。以思茅为集散地的进出口贸易,鸦片战争前便已相当繁荣。

史料记载,“60年前,所有安南、暹罗、缅甸各部分商人,皆来思茅贸易,外商所携来者为洋货、燕窝、鹿角与棉花,而所交换以去者则为生丝、铁器、草帽、食盐与黄金。当时贸易情形,雨季与干季同样繁荣。”

1897年1月2日,思茅正式开关,于县城设立正关,东门外及永靖哨设立查卡,易武(今勐腊县易武镇)、勐烈(今江城县)各设分关,直属海关总署。不久后,英国眼红法国势力在云南不断扩张,便胁迫清政府同意英国在思茅开埠通商,设立领事馆。

由于思茅关属于履行条约被迫开放的“约开商埠”,按规定,开埠时由签订条约的国家派驻领事馆人员参与管理,思茅厅同知只能作为名誉监督。因此,从设立到裁撤的44年间,思茅关有长达28年的海关司署税务司由欧美等国官员担任,直至1926年中国人才夺回海关行政权。

闭塞交通掣肘外贸活动

依仗滇越铁路交通之便和个旧大锡出产之利,蒙自关在全省对外经济贸易中首屈一指。腾越关和思茅关因地处边隅,山高路远,交通不便,外贸地位远逊于蒙自关。在三关同期进出口贸易额中,蒙自关占85.7%,腾越关占13.2%,思茅关比重最小,仅占全省的1%左右。

因山路崎岖,思茅关外贸商品运输全靠骡马驮运。由思茅至老挝、缅甸、泰国一线,每年都有数千匹骡马参与外贸商品运输。彼时,祥云、弥渡、景东等地的马帮,都从当地驮运土特产品到思茅销售,然后购运石膏、井盐等物到西双版纳换购散茶,再返回思茅售给茶号。而玉溪、蒙自、墨江等地的马帮,也由昆明及当地购运杂货到思茅,再由思茅向各茶号承运七子圆茶到昆明。

思茅关历年的大宗进口货物仅棉花一种,其占该关进口总值的比例,各年均在51%以上。也因此,思茅关历年进口贸易的起落,完全以棉花进口量的增减为标杆。滇越铁路开通后,棉纱进口改为铁路运输,思茅关的棉花进口量逐年减少。

滇西南茶叶加工集散地

思茅历来都是茶叶的主要加工集散地,年产茶叶三万余公担(每公担一百公斤)。加工制造后,转运昆明、广州、香港,分销四川、西藏,推及南洋。当时各大商号都以经营茶叶为主业,永昌祥、茂恒等商号还推出了自己的名牌产品,有誉满中外的普洱茶,销往四川的沱茶,销往西藏的紧茶,销往香港、南洋等地的圆茶(又称七子饼),以及在省内销售的散茶。宣统年间,云霁茶庄为自产的茶叶登记注册了“美寿牌”商标,成为云南省首个登记注册的普洱茶品牌,享誉一时。

纵观思茅关历年的出口货物,尤以茶叶为大宗。1913年,茶叶出口量达到峰值,占出口总值的36%。但在1927年至1931年间,茶叶出口却出现了长达5年的中断,其主要原因是走私乱象导致茶叶市场由思茅转移至佛海(今勐海) 。

1931年后,海关加强了中缅边界的管理,在沿边增设分关,走私现象减少,茶叶又恢复由思茅关出口,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。1932年,思茅关茶叶出口360余公担,约值1万余元;1933年一跃而至5900余公担,约值16万余元;1937年更增加到9000余公担,约值30万元。1933年至1937年的茶叶出口值,占思茅关出口总值的80%,跃居三关之首。

入不敷出被迫撤关

思茅关距离内地路途遥远,瘴疫流行,往往被视为畏途,每年的进出口货物也相对较少。从设关至1937年的41年间,入超40年,净入超约975.8 万银元,仅在1937年为出超。

1940年,西南联大学生姚荷生参加省政府种植调查,曾路过思茅。在其撰写的《水摆夷风土记》一书中,有一篇《不堪回首话思茅》,文中写道:“许多地理书上都说思茅是云南迤南的大商埠,我们总以为它是很繁荣的。可是到这里以后,才知道有些书中的记载完全不可靠。思茅的兴衰和普洱一样,可是现在残破衰败的样子,还要超过普洱几倍。”

交通不便,运输成本高昂,加之动乱,恶性疟疾传染,种种不利因素叠加,最终导致商旅望而却步,对思茅的商业贸易造成沉重打击,江河日下。

1942年,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,在占领了越南、老挝、缅甸等国后,阻隔一切商业贸易,思茅海关由于业务减少,于同年5月5日从正关降为分关。此后,由于连年动乱,海关入不敷出,于1948年11月15日被裁撒。

(作者单位:云南省档案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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