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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16日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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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嘉谷:云南状元的传奇人生
 

清光绪二十九年(公元1903年),云南石屏学子袁嘉谷赴京城参加经济特科考试,一举夺魁,列一等第一名,高中“经济特元”。消息传来,全省轰动。保举袁嘉谷赴京应试的云贵总督魏光焘大喜过望,亲题“大魁天下”四个大字,由在滇为官的黔中书法家钱登照书写,制成匾额高悬于聚奎楼上。自此,民间便把位于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叫作“状元楼”,称“经济特元”袁嘉谷为“袁状元”,袁嘉谷成为民众心目中“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”。

经济特科考试夺魁

据了解,袁嘉谷参加经济特科两场考试,第二场复试的题目是《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》 《恒宽言: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,则国用饶,民用给;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,其道何由策》。在答卷中,袁嘉谷阐述了富国图强的观点主张,立论精辟、旁征博引,加之文采斐然、书法工雅,博得了阅卷大臣的交口称赞,高中一等第一名(是为特元)。

清朝科举制度中,正科和恩科的三甲第一名都称“状元”。正科每三年考一次,正科之外还有逢重大庆典时临时特批的恩科。此外,还有为广选天下人才专设的特科考试,特科第一名不称“状元”,称“特元”。清朝共三次开考特科,其中两次为“博学鸿词科”,一次便是袁嘉谷应试的“经济特科”。因此,严格说来,袁嘉谷的正式功名是“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”。只不过,百姓不熟悉功名的区别,习惯称袁嘉谷为“袁状元”。

袁嘉谷的曾孙袁东说,袁嘉谷从未自称过“状元”,但他性格好,别人叫他“状元”,他就笑笑,也不答应。“大魁天下”之后,袁嘉谷为自己刻的印章印文是“经济特科第一翰林”。清光绪三十二年(公元1906年),科举制度正式废除。至于“特元”与“状元”谁的级别更高,既没有定论,也不具可比性。无论如何,袁嘉谷捧回的“经济特元”桂冠,满足了云南人数百年来的“状元情结”。

居官能廉重视教育

据袁东介绍,袁嘉谷自科举成名,声名远播,先后做了8年清朝官吏。他居官能廉,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供职期间,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,开创统编教材先河,对推行“中学为主西学为用”的教育思想和宗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“星期”“乐歌”等新名词即出自他之手,敦煌壁画等文物的保护也是由他提出来的。在浙江任提学使和布政使期间,袁嘉谷增办师范、专门教育类学校,令各级各类学校超过4000所,推动浙江教育事业快速发展。

辛亥革命后,袁嘉谷的使命结束。他谢绝了革命军、浙江学界和当地百姓的挽留,回到云南。此后数年间,袁嘉谷历经曲折,先是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,后又应唐继尧之聘担任顾问、参赞兼省务委员,继而被省政府聘为高级顾问。在家庭生活中,二兄去世、中年丧子、母亲仙逝、妻子病故等一连串打击,令他身心俱疲。袁嘉谷越来越觉得,平淡生活难能可贵,迷恋“心远地自偏”的“林泉书史”的读书生活。

“辛亥革命爆发后,曾祖父两袖清风回了云南,身上没有钱。”袁东说,袁嘉谷当时在昆明没有住所,全家人都住在德福巷其三哥家。1920年下半年,在亲友的资助下,袁嘉谷建的新屋在翠湖九龙池玉龙堆落成,举家迁入新居。值得一提的是,袁嘉谷的大儿媳,即袁东的奶奶是“钱王”王炽的长孙女。在建盖袁家的新居时,王家出资不少。

教书育人忧国忧民

1923年,袁嘉谷受聘到东陆大学(云南大学前身)教授国文,不仅8年不领薪水,还将1000多元积蓄捐给学校,作为办学经费。袁嘉谷深知,兴办教育的目的,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。在浙江主管教育的经验让他明白,当地之所以人才荟萃,与官绅重视、民众支持地方教育息息相关。因此,当袁嘉谷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站上讲台时,他希望通过授业解惑和无私关爱,多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。

袁嘉谷把培养人才视为传播文化、提高民众智识的重要途径。他的授课以经学为主,考据、词章、义理次之。他尤为注重因材施教,不限一科,命诸生各习所好,期望他们在各自喜好的领域学有所成。对有意在其他领域拓展的学生,袁嘉谷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指引。袁嘉谷认为,假期不一定要停课休息。每逢假期,他会专门开一门诗法课程,每周讲授3个课时,颇受学生欢迎。因各种原因不回家的学生,都踊跃来听袁嘉谷授课。一些校外人士听说之后,也都赶来听讲。

1937年夏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。袁嘉谷时时忧虑国事,喟然叹息。他对子女们说:“人知爱国爱家,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。日寇亡我,处心积虑久矣。我则人民知识犹浅,不暇自顾,徒以大国自豪。人侵我,我不备,战事起,人民涂炭,吾不忍见之矣。”随着国土不断沦陷,袁嘉谷忧愤成疾。同年12月23日午夜,袁嘉谷逝世,归葬昆明东郊金马山,享年66岁。据袁东回忆,曾祖父去世前,把家人叫到身边,勉励大家要用功读书,关心国家大事。

袁嘉谷一生对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,他在《滇绎•序》中写道:“滇,吾乡也。吾游数万里,觉可恋可誉之地,莫若滇焉!”

本刊记者 谭江华/文 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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